佩洛西在“西方民主状态”分论坛上大谈5G问题时，我得到一个提问机会。她声称对中国妥协就意味着损害民主、人权、经济独立性和国家安全，把问题上升到制度安全的高度。我提出质疑，问她为什么华为能威胁到西方的民主制度？佩洛西显然习惯于在没有中国人的场合大肆攻击中国，未估计到在这里会被人质疑，而且她好像对5G技术不很熟悉，只是在念口径而已，因此回答我的提问显得有点吃力。从会场反映看，许多人赞赏我的提问，但也有人为美国抵制华为辩护，说中国也在抵制西方媒体。
在今年的慕安会上中国议题突出，明确涉及中国的分论坛多达11场，包括“西方如何面对中国挑战”“跨大西洋关系与中国难题”“欧洲如何对付崛起的中国”“如果中俄结盟怎么办”“中国在全球军控中的未来参与”等等，还有关于南海、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网络政策的专题会，其他一些论坛虽然在题目设计上没有提中国，但也大都把矛头指向中国。
我观察，中国学者的发言和提问很吸引与会者的注意并经常得到肯定。一位德国学者参加了我的午餐演讲之后说，当面听你讲中国的情况，感觉我们是可以建立信任的，但在许多时候和很多问题上，很难直接听到中国人的意见和对一些重大问题有说服力的阐述。
确实，国际关系与人际关系差不多，需要以一些基本的信任作为基础，来构建合作和协调关系。建立信任是中国在日益走近世界中央舞台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然而，在大会后期的讨论中，我们区区几位中国学者要应对美国人铺天盖地的反华遏华声浪，深感力不从心，哪怕仅仅是争取出现在所有涉及中国议题的场合都分身乏术。当世界形势如此快速变化之际，中国的国际角色和地位面临复杂挑战，我们应该有更多重量级人物出现在慕安会这样的国际论坛上，也应该有更多的中国学者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直接走向国际，参与到外交斗争中来，否则很难改变当前国际舞台上，尤其在欧美的主场上，在中国话题上中国声音较弱的状况。